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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了谨慎乐观，称通过7月以来的连续三次降息，美联储的政策效果正在逐步释放，对消费和房地产等行业的刺激作用将在未来显现，这些都将成为支持经济的重要动力。然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巴克莱首席美国经济学家盖彭（Michael Gapen）表示，正如美联储所担忧的，全球经济确实需要克服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对商业部门支出产生了影响，其中既有贸易担忧，也包括英国脱欧等地缘政治风险。制造业的减速似乎正在趋缓，这是个好消息。但坏消息是，非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部门表现似乎比预期疲软。

渤海证券也认为，2019年出台促进汽车消费政策，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举措。不过，政策需要在力度上有所体现才能有较好效果。此次发改委并未明确具体措施，需要进一步跟踪观察。在东莞证券看来，出台刺激政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降低行业库存，重让企业走向正常盈利轨道。但其表示，长期来看，汽车刺激政策对于汽车长期空间影响不大，长期空间是由人口密度、经济水平等因素决定，刺激政策更多的是改变消费节奏，未来空间提前释放。

据了解，四方协议是很多网约车常见的合同安排方式，所谓四方协议是指软件平台、汽车租赁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司机四方共同签署，软件平台只是信息提供方。这种方式，无论是对司机还是平台方，都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改变开始于2015年。2015年2月滴滴与快的合并，合并之后，滴滴与快的共同推出“快车”业务，希望借助社会闲置车辆和运力来缓解城市高峰期运力短缺的现象。不同于专车的司机，除了平台还有一个租赁公司或者劳务派遣公司的制约，快车的车辆来源不仅仅是汽车租赁公司，还有私家车，司机的来源也开始不受控制，有私家车车主，有兼职的、全职，最终快车演变成超出“社会闲置车辆”的范围。

在资本裹挟下，估值、增长成了滴滴的第一要务，一切都可以数据化，却忘记了出行领域的第一要务是“安全”。4．监管围城在已经提供服务的四百个城市中，滴滴出行大部分都未取得合法的营运资格。在滴滴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相处中，“猫捉老鼠”成为最形象的写照。

章弘的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多年来，一些发达地区的人，在人大会议或媒体建议个税起征点实行地区差别化，收入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应该将起征点设定得高一些，而收入低的落后地区如兰州等，起征点就应该设计得低一些。在央视的这期节目中，财经专家贾康不同意章弘的观点，说：“各个城市的物价、平均收入水平不一样，如果按照行政区划来做区别对待，它会产生一个问题，比如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抬高了，大家都会涌入这些城市。但如果对应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按区域划分来区别对待调节，这等于给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流动设置了特定的壁垒，这种壁垒不利于市场经济实际的绩效水平的提高，而且它会带来副作用，就是妨碍了人才流动。”但章弘并不认同贾康的说法，反驳说：“税收起征点不会是人才流动的壁垒，一个人去不去上海，肯定不光考虑税收的起征点。”

责任编辑：张岩据俄新社9月12日报道称，日本知名俄罗斯问题专家、筑波大学教授中村逸郎认为，日本希望与俄罗斯和中国一起参加未来的“东方”联合军事演习。报道称，中村逸郎在向俄新社记者介绍日俄领导人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成果时发表了这一观点。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强调，俄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并“首次触及了两国军事部门协作”。